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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最前沿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7)》发布在京举行


      2017年5月26日上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协办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7)》新书发布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论坛(2017)在北京举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致辞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7)》典型案例颁奖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右一)和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左一)出席并分享主题


 

      Question 1:经典权威品牌《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是什么?

      作为观察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权威年度报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公域合力管理咨询联合推出。《报告》致力于成为第三部门的思想库,秉持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带着推动第三部门发展、社会发展的使命,挖掘、关注并展现突出性的问题、力量、现象,发挥《报告》示范、引领、风向标的作用。《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康晓光教授、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执行董事冯利博士编著,历经一年时间完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每年全新的观点和睿智的分析为读者带来超强的感受力和思维创新。

 

      Question 2:今年《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及论坛议题有哪些?

      本论坛举办7年以来,获得了业界、学界、商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次论坛从第三部门发展的宏观与微观出发,围绕主报告“互联网+公益:全新的公益世界”,分报告“法律援助的艰难处境”“公益思维及行动的变迁:镜头下的公益”“临终关怀,路在何方?”“留守儿童与中国发展代价”“问题青少年,被遗忘的青春”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典型案例“国际狮子会如何做大做强?”“自然之友的故事”“小营巷社区‘变形记’”“美丽乡村: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乡村建设实验”“善品公社:营造共生的价值生态系统”“无所不在的问责:对罗尔事件的观察”在发布论坛上进行了再次解读。


      发布论坛由银杏基金会秘书长林红主持。来自各界的公益人士畅谈公益思考与实践,嘉宾带来了全新视角与实践,马云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于秀红的“汇聚资源,助力乡村学校发展——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公益理念与实践”,亿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的“社会企业投资——第三部门的创新实践”,今日头条公益高级经理黄英男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2.0’”, 深圳前海益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彭钊的“区块链定义公益3.0”, SAP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傅琳的“互联网+思维”,映客直播公益负责人的“直播+公益”,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的“互联网与社会创新”的精彩发言,展现出今日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速度和惊人的变化。


      发布论坛同时为本年度《报告》的典型案例入选机构、项目及人物颁发了证书,有国际狮子会、自然之友、小营巷社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美丽乡村建设实验、善品公社。

 

      Question 3:《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7)》各议题主要讲了什么?

      Topic 1:互联网+公益:全新的公益世界

      过去近30年里,互联网逐步改变甚至颠覆很多传统行业,特别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使互联网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正在改变世界。以“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表征的“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公益”也不例外!它不同与但包含有传统公益、现代公益,是一个全新的公益世界。


      这个全新的公益世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图景?它是如何发展变化而来的?未来,它将走向哪里?《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7)》推出年度主报告,避免盲人摸象般片面地理解和解读这些问题,报告从“互联网+公益”的概念,“互联网+公益”的特征,成因及未来趋势对这个全新的公益世界进行全面、系统、整体地观察与分析。


      报告开篇对“互联网+公益”进行了界定。报告认为,“互联网+公益”不是互联网与公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包括传统公益、现代公益在内的各行各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生态——全新的公益世界。

报告认为,在全新的公益世界中,传统公益、现代公益更注重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互联网+公益”则出现了新的特征:个性化需求彰显,小额捐赠剧增,公益主体业余化,公益项目/产品重构,业务模式平台化、共享化,管理扁平化,治理去中心化。


      全新的公益世界因何产生?报告从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经济和网络社群,以及网络公民三个方面进行了成因分析。


      最后,报告从公共利益至上,大数据解决方案渐成主流,组织边界模糊,合作博弈极为广泛,核心竞争力再造,治理体系变革六个方面阐述了“互联网+公益”的发展趋势。

 

      Topic 2:我国法律援助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如何变革?

      法律援助是国家为贫弱者和特殊人群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化、制度化形式,是实现社会正义、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维护弱者的权益是法律援助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我国将法律援助明确为政府的责任,民间法律援助作为政府法律援助的补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律援助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法律援助的提供者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建议,推动法律改革以改变对弱势群体不公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法律援助的提供者需要提供诉讼、非诉讼类型的个案援助服务,并且,援助的对象及范围需与时俱进,最重要的是需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然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整体上在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权保护的作用并不理想。

     报告发现,官方法律援助问题重重。政府在推动法律改革方面明显缺位,其提供个案援助服务也严重不足,并以政府利益优先。而民间法律援助,由于涉及到“人权”、“维权”等敏感议题,处于百般无奈的境地。民间在立法倡导方面势微,其提供个案援助服务的领域及数量都很有限,行动空间受阻。


      报告认为,使弱势群体成为法律援助真正的受益者,需要在两个层级有所变革。首先,政府和民间均应怀有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理想,在立法和公共政策上有所作为;其次,政府和民间在法律援助的服务提供方面,应有真实落实。然而,报告最后指出,这两个层级的变革较为艰难。从现实来看,中国法律援助前景堪忧,为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实属童话。

 

      Topic 3:公益行为及行动的变迁:镜头下的公益

      我们正处于视觉元素极度繁荣的时代。镜头不仅成为了公益传播的基本工具,其本身也在形塑公益思维及公益行动。对于第三部门来说,视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镜头”与“公益”的嫁接绝不仅仅是镜头作为一种物质的工具为公益所用,而是镜头作为一种语言,从意识、思维、理念及行动上与公益的融合。


      基于第三部门的视觉使用实践,本报告结合案例解读,剖析了三个核心问题:作为传播符号的视觉元素为什么比文字的传播效果要好?作为一种在传播效果上占优势的传播表现形式,视觉又对公益产生了什么影响?


      报告从信息、意义和行为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了镜头是如何表达并影响公益思维及行动的。在信息层面,视觉具有形象化、易被记住以及娱乐化的特点。镜头是具体的、直观的、可感知的,能够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进而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娱乐化则是新媒体时代的新趋势。在意义层面,镜头的传播优势在于通过符号的排列和组合,搭建起了一个丰富的价值世界,能够有效承载意义、积蓄符号资本和搭建信任关系。在行为层面,报告分析了视觉化与行为的互动关系,剖析了镜头是如何实现借力公众人物、动员社会资源和拓展公共领域的。


      报告指出,镜头语言在中国第三部门已发挥广泛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地运用于公益的服务提供上,使服务直接瞄准、达及目标受益群体,如教育类视频课程,无时间、地域限制,也运用于公益倡导方面,对受众产生了直观而深刻的影响。然而,中国第三部门对“镜头”的传播效果和作用机制缺乏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公益资源有限,公益服务不可能满足众多需求的时候,公益组织需要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倡导来引起更多的关注,进而撬动和强化公益服务的投入;而且,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关乎目标群体本身,更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需要面向社会大众、政府、企业进行公益倡导。

 

Topic 4:我国临终关怀的道路通向何方?


      在今天的中国,“优生”问题基本解决,“优死”问题日渐凸显,尤其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各种恶性疾病的频发,临终阶段的抢救式治疗、过度治疗屡见不鲜,临终者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临终者面临尊严挑战,成为中国今天沉重的现实。巴金先生临终前的感言“长寿是一种惩罚”是这一现实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人们走向生命终点,在最后一程活得体面、温暖、无憾、无惧,而有尊严地离开,成为困扰当前中国人的棘手问题。


      临终关怀正是出于这样的关照,从过度关注治愈疾病转向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为临终者提供一个舒适、关怀、有尊严和无痛苦的生活环境,将临终者的精神幸福和自主意愿作为护理的首要任务。但是,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医疗伦理的桎梏以及医疗机构的难言之隐,临终关怀的实践之路并不平坦,确切地说,是困难重重。


      报告勾勒了中国今天临终者面临的普遍处境,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临终关怀?需要怎样的临终关怀?已有的供给现状如何?以及临终关怀缘何被排斥?报告进而提出我们需如何应对:临终关怀既是一种专业服务,更是一项社会教育;既是对临终者的身心呵护,更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补上的人生必修课。

 

      Topic 5: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义务救赎与偿还?

      今天,经媒体曝光的留守儿童的悲惨命运比比皆是!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是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有着更为令人痛心的深层痼疾,那就是中国的原罪。


      报告指出,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源于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的应急措施,源于城市对农村的廉价剥削。直到今天,这种原罪仍在持续:户籍制度看似松动了,但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户籍墙”却高不可越,而且对农民工群体本身形成了一种惯性与心理约束,面对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农民工大多采取“默认”态度,因而陷入了自我身份认同强化—“隐形户籍墙”—“固化”的循环之中,不但强化了身份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不平等的分配的惯性与利益刚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青壮年农民工仍不得不“自愿”进城打工,而城市却通过市场自由选择机制将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扶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农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城乡的不等价交换-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来为城市做贡献,而城市的居民则坐拥建设的红利,却不需付出什么代价。


      虽然大批到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寄回家的工资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但是,贫困的缓解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数以万计的留守儿童,他们面临诸多问题,尤以亲情缺失、意外伤害、教育问题最为突出。父母与子女长期分离,家庭幸福的权力被剥夺,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父母最基本的照顾和关怀,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学习动力不足,不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城市通过严苛的入学政策控制人口,农民工父母不仅没有时间,也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子女在城市里的开销,即便是让留守儿童在农村就读,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城乡差距悬殊。


      尽管全社会已形成共识,留守儿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必须面对,解决,政府、NGO、媒体都已采取了补救措施,但这些补救措施显得苍白无力。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留守儿童数量及面临的问题进行摸底排查,对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督促外出务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 公益组织在解决温饱、心理矫正、辅助教育、亲情连线等方面从政策倡导和服务方面采取了行动;媒体开始关注和报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报告认为,致使留守儿童问题出现的原罪不能回避,城乡之间的这条鸿沟若不填平,所有人都将为原罪付出沉重的代价。留守儿童现象无时无刻地在告诉我们,原罪远远没有救赎,享受着城市现代生活福利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偿还。

 

      Topic 6:我们目前对问题青少年给予的关注够不够?

      2016年12月,“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欺凌’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将校园欺凌相关话题再次推向舆论风口。而在当下的中国,校园欺凌事件只暴露了问题青少年的冰山一角。心理障碍、性格孤僻、厌学、逃学、网瘾、酗酒、吸毒、性行为泛滥、少女怀孕、暴力行为、自杀、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今天,问题青少年类型及比例呈增长趋势。然而,目前针对问题青少年的关注少之又少,并且,即便是关注,更多集中于由其引发的问题和“受害者”。


      问题青少年的出现与家庭、同伴、青少年自身、学校、媒体、社会等因素均有关,社会需要对问题青少年的“问题”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解决,为他们营造出一个安全温和,友善互助的学校、家庭、社区环境。目前,政府、学校、企业、媒体、NGO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来关注问题青少年群体,但这些关注仍属蜻蜓点水,并没有真正满足庞大的问题青少年群体的需求。


      报告认为,今天为青少年服务的NGO数量及所占资源并不少。面对问题青少年,在政府关注不足、学校采取措施不力、媒体注重吸引眼球、家庭无奈的处境下,NGO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NGO需开发和提供更为多元的面向问题青少年的公益产品,弥补政府不足;需具有挑战精神,用发展的眼光发现、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瞄准前瞻性的需求;需进行专业储备;需担当引领变革的重任,以行动推动变化。